监管收紧有益行业盈利

　　在过去14年里，我国产险公司从13家增长到59家(仅包括直保公司)，保费收入从1999年的558.07亿元增长至4026.89亿元，增长了621%;产险行业2010年和2011年都实现承保整体盈利。

　　庹国柱教授表示，根据自己的研究，在这十多年里，产险在整体上呈现出利润波动的特征。这种波动除了巨灾和投资收益的短期影响之外，从长期来看，主要原因在于监管政策的调整。

　　他具体指出，保监会的政策经历了“严格监管放松监管严格监管”三个阶段，相应的产险行业盈利变化是“利好利空利好”，而这一特点在欧洲和日本也曾出现过。第一阶段是，1998年到2002年中国入市。保监会第一任主席马永伟对产险实行了从市场主体准入、费率监管和投资渠道限制多方面严格的监管政策，这种政策在整体上为产险行业创造了较大的盈利空间。

　　第二阶段是，从2002年到2008年。监管部门强调发展，强调缩小与市场需求的差距，鼓励扩大规模，放松了对产险行业的准入和费率监管，降低了行业经营的利润空间。特别是，在广东某地区进行费率市场化改革试验基础上，开始实施全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，当时的人保财产保险公司率先将费率大幅度下调，拉开了“自由”竞争的序幕，随后几年财产险陷入了愈演愈烈的“恶性竞争”。

　　第三阶段是，从2009年到现在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监管部门重新审视和反思实施了将近6年的“做大做强”指导思想及其后果，开始强调费率监管，逐步强调行业和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发展质量。由于监管思路的转变和新修订的《保险法》授予监管部门更大权限，严格监管的执行力大大增强。

　　监管层宜改变监管思维

　　在次背景下，庹国柱教授认为，首先，盲目的做大做强以及降低准入门槛，会导致市场陷入恶性竞争，并导致行业陷入亏损。因此，监管部门在规模与效益、速度与质量的选择之间，有可能遵循“在做好的基础上力争做大”的监管逻辑选择监管政策。

　　其次，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，保留保险企业的准入门槛和审批权，同时降低现有主体的市场集中度，也符合监管部门的市场目标和利益。其实，监管部门存在着改造市场格局的强烈愿望。既希望保持国有企业和其他“巨无霸”企业在行业中的主导地位，便于对整个行业的调控，也便于相关监管机构人员的安排(尽管这在其他国家是被禁止的)，又希望削弱现有保险巨头的力量，降低市场集中度，形成更加分散的市场格局。

　　最后，在费率监管问题上，保监会一定会在推进保险业市场化改革方面继续尝试，但是会力求避免自由化放任和恶性竞争的惨烈局面的再现，就是说在费率监管方面，保监会可能继续实行谨慎的放松政策。